在慈禧太后扼杀戊戌变法之后，却有人这样为她开脱：“太后之心，未必不愿皇上励精图治，未必不愿天下财富民强。”“太后与皇上本不相能，大都小人间离，若二三明大义识大体，公忠正直之大臣，撮合其间，使太后知皇上已归心，并非从怨谤，则遇皇上必慈，皇上感太后之宽仁，则事太后必顺，成见释于心，则两宫和睦。”在1899年10月6日，她召见盛宣怀时说“外国欺我太甚，必要做到自强”。

“我希望我们中国将来会强大”——这是她身边的女官德龄在回忆中记下的慈禧太后的言论。时在京任职，与奕劻、荣禄关系密切的陈夔龙是变法的反对派，他在《梦蕉亭杂记》中这样表法了对慈禧太后的个人看法：“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这一说法可为慈禧太后对待变法的初始态度以及态度变化原因提供参考，即变法是可以的，但是危害到自己权力甚至生命的变法是绝不允许的。